拼命奋斗走出千峪村这个小山村的历程
山东省淄博市罗村镇千峪村，从出生到上中学，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村里。“80后、大学扩招、毕业即失业、农村到城市、重男轻女、北漂、离婚、单身妈妈、海外定居……”这些关键词都可以跟我无缝衔接。我的童年记忆里，有着农耕文化的所有印记。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视。
我出生的小山村,一个邻居拍的照片。
在北京的一张照片
脑补一下这样一种生活： 没有自来水，生活饮用水要到村里一个露天大水洼里去挑，夏天水上面漂浮着一层绿毛，冬天挑水的入口处冰冻三尺，不小心就会溜跟头； 没有厕所，白天在猪圈如厕，晚上在屋里用桶方便；收割庄稼靠手，小麦用镰刀来割，玉米要一个一个掰下来，用手推车拉回家。
女孩读书没用的观念深入人心，我每天回家都要把家务做完才可以写作业；上学的教室也是简陋到可怕，夏天下雨，学生们要不断地挪动桌子防止房顶漏下来的雨水把课本打湿，冬天，学生要轮流从家里拿玉米棒去教室里生火。
我四岁时的照片，在当时住的院子里。 那些生活的日常，今天翻出来看，居然感觉自己活得像原始人一样：原始，真实，粗糙，自然，稀罕。 我不觉得是苦难，反而觉得那是我的根，是我发芽出土的地方，是我的起点。
1995年，我上初二。这一年，当煤矿工人的爸爸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全家人从农村搬到爸爸工作的矿区。而之前在农村的那些玩伴们，现在大部分都依然生活在农村，能读到高中的都屈指可数。
这是我们搬到矿区后的家， 我的父母现在还住在这里，是我2017年回国时拍的。 1996年中考，我落榜了，或许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我第一次体会到把自己命运捏在手里的感觉。
比那些考过分数线的同学，我要多交4000元才可以有资格去读。1996年的4000块是一笔很大的花销。父母没有钱。我跟妈妈一起去亲戚家借钱。借来的4000元，妈妈用手帕包着，放在我面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内心充满了愧疚。
高中时，我在我的座位上。 我天生愚笨，性格懦弱。三年高中，像一个陀螺一样的， 一方面被老师领着往前走，另外一方面被内心那种罪孽深重拖着让自己“戴罪立功”。我的数学不好，其他文科科目都名列前茅。
高考后，我的分数线只过了大学专科线。选择院校就像抓阄一样， 拿着厚厚的一本志愿选择指南， 我不知道要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县城，矿区，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志愿选择指南上那些省市，对我来说就是名词， 连距离的概念都没有。正常的三个志愿，我都填了山东省内的学校。当时想着提前志愿也别空着，随便填一个吧，我在随便翻到的一页的左下角，看到“北京物资学院 英语类”，就填了。 结果阴差阳错地考到了北京物资学院，更是稀里糊涂地读了英语专业。
到北京读书， 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拿着大学录取通知，可以买半价票，票价是24元。1999年，在绿皮火车上晃荡了12个小时后， 我土里土气地到了北京，那一年，我正好18岁。
1999年，建国50周年时，我在北京拍的照片。穿的是离家时我妈找裁缝给我做的衣服，也是我最好的衣服。 还记得大一暑假过后返回北京的那个下午。从北京站到通州，经过长安街，双向10个车道的宽阔，让刚刚从逼仄的矿区中返程的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激发了我对美好的向往。那一刻，有个声音说：我属于这里，我要一直留在北京。
2001年，大专毕业，国家早已开始了大学扩招。有很多同学选择专升本，学费要5000元。而父母已经无法再负担我读书的费用。我没有梦想，没有规划，只想留在北京。那时候BP机是找工作的必需品，把个人信息登到一份免费的报纸上，BP机上会不时收到面试信息。 第一份工作，2001年6月份，某政府机关办事处。面对一屋子的面试官和应试者，我居然“脱颖而出”，被录用了！
开始工作，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拨号上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基本不会打字，敲半天才能敲出几行字。发传真，不会用传真机，复印文件，不会用复印机。领导让我翻译做书面英语翻译，我一塌糊涂。学校里学的和工作中的英语完全是两回事，日常沟通对话、读英文小说、写英文日记还可以，真要做书面翻译，我两眼一抹黑。
一个星期后，我被开除。领导看我可怜，发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2000块，对于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
2001年初，我在大学里操场上拍的照片。 万幸，7月份，我又被某制药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录用为行政人员，包住宿，月工资600元。日常的工作包括买菜、打扫卫生、遛老板养的狗。我天生怕狗，或许那狗也感受到我不喜欢它，总是无缘无故攻击我，我却不敢反击，在那个环境下，那只狗要比我金贵得多。
工作了两周就莫名其妙被解雇了，拿了50块钱工资，老板要求我当天把所有的行李搬走。那天是2001年7月13日，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中国申奥成功的喜悦中，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始构建自己的梦，就一个大跟头，摔了个四脚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