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门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故事。24岁的安妮做主播已经三年。做直播之前，她独自一人在县城老家摆流动摊位，卖一块钱一串的香肠。早出晚归，一天的营业额也不过几十元。偶然地，她把自己摆摊的日常发在抖音上，引起了MCN公司的关注，她就这样走上了直播。
开始时她只在室内直播，聊天，偶尔也跳跳舞。做聊天主播，她不懂怎么活跃气氛，只能硬找话题聊。除了直播就是睡觉，没有社交，长期下来，她感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甚至有几次自残的行为。
一年前，她强迫自己走出来，成为一名“尬舞主播”。所谓尬舞就是随着音乐的旋律，发挥自己的个性，跳出不同的动作。跳舞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又活了。
每天长达几个小时激烈的跳舞，使她的腿部经常要忍受剧痛，去年严重的时候，两条腿发颤，脚踝处肿得老高，关节处有积液，无法行走。她休息了一个月，感觉好一点了，又开始猛跳。
安妮在东门尬舞
她需要钱。2022年，安妮的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2023年病情又再度复发，请护工照顾了几个月才慢慢好转。她的母亲也常年身体不好，失去了劳动能力。父母都在湖南老家，一家的重担需要她来承担。安妮说她没有文化也没有学历，如果不做主播，她也不会有其他出路，只能重回路边摆摊。主播工作是她能力范围的最优选。
直播的准入门槛较低，直接打开直播即可，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加入，他们被业内戏称为“野生主播”，刚刚起步，粉丝量不多，且没有专业的团队运作。
我见到刘扬和阿起的那天，他们刚到深圳三天。两人在云南认识，觉得彼此有缘，便决定搭伙直播——一方直播时，另一个人就充当摄影师。
刘扬39岁，戴着墨镜，穿黑色的衬衫和西裤，一副大哥的气质。他说起之前的经历，是一名装修工，帮人粉墙，做了8年之久。粉尘对身体伤害很大，他的身体开始受不住，年纪慢慢上来，以前的生计不能继续，只好出来另寻他事。他自称是短视频平台的深度用户，说起各类主播和短视频博主都熟门熟路，看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粉丝、流量变现，他也动了直播的念头。
比起一般主播，他的直播设备相当抢眼，单反相机、声卡、话筒，都是最好的，加起来差不多10万块钱。他把打工多年的积蓄，全部投入进来，决定大干一场。
这似乎就是东门主播的底色了，一群底层的，悬浮之人。他们大多在小地方出生，早早结束学业，进入社会打拼。我见到的主播还有：外卖员，做生意失败的餐饮老板，导游，跑龙套的演员，失业的水利工……像田杰说的，“来直播是因为穷”，在流量时代，他们都幻想直播是一场穷人翻身的机会。
在东门，我还遇见了一个自称网红级别的大神，他称呼自己为“天王提桶哥”。他长得很瘦小，背着背包，穿着拖鞋，牵着同样瘦弱的狗。“你不知道我么？我很火的。”说着，他打开账号让我添加关注。他有很多账号，每个号的粉丝都不超过5千人。
“提桶哥”说起自己最有名的事例，一年打了1000多份工，干一天就跑路。他在广东生活了10多年，最近他来深圳的目的，是为了和东门的主播竞争，“线下我出名8年了，只是网上知道我的人还不多。”他说他要让自己更出名，又说有老板要包装他。
过了一会儿，那个他称之为老板的人来了，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他支起手机支架，打开直播间，开始介绍：“家人们，今天天王提桶哥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涌进来几百个粉丝。
“看看我提桶哥” 公屏上有人打出留言。
老板将镜头拉近，对准了“提桶哥”的脸，又对直播间的粉丝说，“家人们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众筹600元，筹到了我们就去下一个城市。”
我对这样一场“表演”感到好奇，问“提桶哥”包装的费用，他侧着身在我耳边偷偷地说：“他一天给我两百。”
在东门，跟人交谈，所有人都会说上这么一句：东门不大，创造神话。也不知道最早是从谁口中传出的。赚钱是主播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而东门、直播和深圳联系起来，多少总带些造梦的色彩。
这里从不缺乏造富神话。流传最广的，是关于一个流浪妹，在东门两小时赚5千元的故事。
“她以前在东莞流浪，要么睡桥洞，要么睡大街，白天睡觉捡瓶子、拍视频，晚上开直播，给网友跳舞、打PK，来到东门后突然爆火”，熟稔东门直播圈的谢定强向我说起流浪妹，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叫作“大嘴妹”。
“我亲眼看到，就在2023年平安夜的晚上，她就在麦当劳楼下门口直播，两个小时，直播间打赏5000多元。”他语气信誓旦旦，“直播肯定是赚钱的”。
谢定强是这里有名的“蹭播”，也俗称“第三视角主播”。不出镜，不表演，只是将镜头对准那些被围观着的主播，哪里的网红有人气、有看点，就把镜头对准哪里。他戏称自己是“战地记者”。为什么来东门？他将眼睛睁大，露出夸张的表情：“我蹭播四小时能挣400元起，还有各款美女看，你说我为什么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