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镜头下的南疆生活旧忆

惜缘1982

有时候实在太无聊，我们就在宿舍玩扑克牌，玩“推十点半”。一人买一包两块钱的红雪莲烟，输的一次给赢的一根烟。一晚上下来，连抽带输，两包烟差不多就没了一半。我们基本每天都玩到凌晨两点左右，然后我送他回派出所。派出所离乡政府大概只有300米的距离，他担心我回去路上害怕，又把我送回乡政府，我又再送他回派出所，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最后我们商量着在乡政府的十字路口分手，各回各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转着圈撒泡尿，边撒边说：让这块土地记着，我们曾在这里生活过。现在想想，当时的做法真是傻得可爱，可这段记忆一直深深地留在我心里，怎么也忘不掉。

小梁家在莎车县本地，父母都是单位职工，家里条件还不错，在县城有两套房子，一套他父母住，一套他自己住。一到周末，我们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去县城，吃和住都在他家。他父母对我特别好，我在他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自在。有时候晚上我们就去夜市，吃着烧烤，喝着啤酒，还一起追女孩。小梁朋友多，女朋友也换了好几个，通过他，我也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在这个原本陌生的城市里，我慢慢有了一种归属感。

小梁是我在莎车县这28年里，结识的最好的兄弟。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们去了不同的单位，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可感情一点都没变。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事，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肯定随叫随到。可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前的一个晚上，他因为工作太劳累，倒在了岗位上，再也没能醒过来，年仅48岁。虽然我失去了这个最好的兄弟和朋友，但我们之间那些深厚的情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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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的快乐与撞车的痛
在武装部工作满一年时，民兵训练成效显著，成果有目共睹。乡政府的民兵可不是只守着大门就行，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主要任务是战备执勤和巡逻防控。我们几个武装干事分成三班，白天全员在岗，一心扑在训练上；晚上就带着民兵前往各个村子巡逻，顺便检查值班情况。

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乡政府只有书记和乡长配备了汽车，武装部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部长费了不少心思，与村委会协调，让每个村都出份力。全乡16个村，每个村轮流安排一辆马车或者毛驴车到武装部值班，一次值班10天，这样就能保证每天都有一辆巡逻车可用。我平时和民兵们相处得特别融洽，他们都乐意跟着我一起巡逻。每天晚上10点多，我就和民兵们赶着马车出发。当时去各村的路都是土路和砂砾路，连路灯都没有，我们只能打着手电筒照明。四五个人坐在马车上，在漆黑的夜里前行，望着满天的星斗，听着马蹄声、铃铛声，还有民兵们大声哼唱的歌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唱的内容，但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喜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真的快乐。对他们而言，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聊完巡逻的事，再讲讲我那次受伤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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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的同事小张是本地人，家里开着批发部，听说家境十分殷实。他有一辆春兰豹摩托车，那时我还不会骑，每次看到别人骑着潇洒的样子，心里就特别羡慕，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会。小张为人特别大方，直接把钥匙递给我，说道：“骑去吧，一个大男人不会骑摩托，多没面子。”我也没跟他客气，拿上钥匙就去练车了。在民兵们的帮助下，我好歹能骑上车开动了，不过技术还不太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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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五下午，自治区集中整治工作队的小王在乡里开完会，要回村里，却没有车。他看见我在骑车，就想让我送他一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平时都只是在乡政府院子里练车，这次正好可以上路实战练习一下。他工作的村子在沙漠边上，离乡政府差不多有二十公里。我带着他小心翼翼地上路了，一路上都还算顺利，可快到村委会，只剩一公里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为了避让一辆迎面驶来的毛驴车，我一紧张，手脚不听使唤了，摩托车直接撞上了路边农民打草积肥堆的大土堆，随后人和车一起侧翻到了路边的林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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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王都被甩了出去。小王坐在后面，撞车时他撞到我身上，再摔倒，没受什么伤。但我就倒霉了，摩托车把直接顶在我胸口，摔下去的时候胳膊也擦伤了，胸口疼的厉害，感觉伤到了内脏，擦伤的胳膊也疼。摩托车的前面部分也撞坏了。后来，村支书找了辆马车，把我和摩托车一起拉回了乡里。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才稍微缓过点劲儿来。书记知道这件事后，把小张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怪他不该让我骑车，幸亏伤的不重，如果出了严重事故怎么办？书记还让小张陪我去卫生院检查。可我兜里没多少钱，还要生活，就谎称自己没事，只是让小张帮我擦了点碘酒，缓解伤痛。那个时候年轻，身体素质好，恢复的也快，如果放在现在，不撞断几根肋巴骨都算轻的。

后来修车花了450元，差不多是我一个半月的工资，这可真是既受伤又心疼钱。小张不让我掏钱，可我觉得，做人什么时候都得讲诚信，车是我骑出去撞坏的，这钱我必须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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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大事
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我已在乡里工作两年多，即将步入26岁。在老家，与我同龄的人大多已结婚生子，我也到了考虑终身大事的时候。

九十年代的南疆县城，汉族人口本就不多，未婚的年轻姑娘更是稀缺。县城里有几个大家族，家族中当官的多，在县里颇有威望。他们的子女相互联姻，强强联合，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根本不考虑圈外人员，像我这样的外来户，自然难以跻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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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普通家庭的姑娘多数是疆二代，由于南疆的落后与封闭，她们满心向往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一门心思要去内地。在她们眼中，内地城市繁华热闹，资源丰富，发展先进，与相对落后的南疆相比，差距悬殊。因此，驻地的军官成了她们理想的结婚对象，哪怕退而求其次，嫁给志愿兵也行，这样等丈夫转业时，便能一同迁回内地，彻底告别南疆。那时的本地姑娘心气颇高，对军转留疆的战士瞧不上眼，觉得在乡里上班与农民无异，又是外地人，既没钱又没人脉，一听说是在乡里工作，便直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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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来到这里的十个战友，各自的情况大不相同。分到公安系统的四个战友，穿上警服英姿飒爽，很快就找到了对象，对方不是老师就是医护人员，着实令人羡慕。而像我这样分到乡政府的有六人，找对象就艰难多了。本地有正式工作的姑娘，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如同天上的星星。要是谁能言善道、情商高，或许还能赢得本地姑娘的青睐，可我们这些老实人，就只能把目光投向老家农村，或是找外乡来打工的女孩。这样的结合，条件必然有限，婚后日子可能过得紧巴巴，但好歹能安稳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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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十分热心，帮我介绍对象，安排了几次相亲，可都因我在乡里工作而告吹。那段时间，找对象的事如同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让我难受不已。为了尽快解决终身大事，我一咬牙，决定去找县里的组织部长。

打听到部长的住处后，我早早便躲在他所住小区的一棵大树后面，眼睛紧紧盯着部长宿舍的窗户。天色渐晚，屋里的灯却始终未亮。将近十二点时，部长才回来。他刚进屋，我便赶忙敲门。部长大概刚参加完应酬，身上带着酒气。我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部长为人和蔼，让我坐下。这是我工作以来见过的最大领导，我紧张得不行。我从口袋里掏出刚买的一包红塔山，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根，部长摆了摆手，我顺手把烟放在茶几上，规规矩矩地坐在对面。部长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坐直身子说：“我二十六岁了，在乡下找不到媳妇，想调到城里工作，哪怕是借调也行，等我找到对象成了家，再回乡下也行。”部长看着我，没有立刻作答，他喝了口茶，然后从茶几上拿起一根玉溪烟。我急忙起身，打着打火机，双手护着凑到他跟前。部长吸了口烟，缓缓说道：“小伙子，刚下乡两年就想着回城？按规定，专武干事五年之内不能调动。你就踏踏实实在乡里好好干，以后有机会，我会考虑的。”听部长这么说，我无可奈何，只能起身告辞。他指着那包红塔山说：“把烟拿走，以后别这样了。”我走出部长宿舍，心里无比失落，感觉自己像是做了坏事被抓住一般，调回县城的希望瞬间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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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半年后，同事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她来自内地，在亲戚家帮忙照顾老人，没有工作，但人很不错。我们相识仅一个月，就决定结婚。婚礼在县城的一家大酒店举行，小梁给我当伴郎。一同分配下来的战友都来了，忙前忙后地帮忙，在公安局工作的战友还帮忙找了婚车去接亲。遗憾的是，双方父母都在内地，没能前来参加婚礼。

婚后，我们在城里租了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子，一张床，几件简单的衣物，这便是我们全部的家当。虽说日子过得简单朴素，但从那以后，在这个陌生的南疆城市，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开启了全新的生活。这段在南疆的经历，有艰辛、有无奈，却也有温暖和希望，成为了我这辈子难以忘怀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