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工厂参观学习。印象最深的还是小学四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去江西第一糖厂参观。
当时，赣州是江西主要产糖区，江西第一（南康唐江）、二（章贡区蟠龙）、三糖厂（赣县茅店）都设在赣州。
那天，我们自带干粮，大清早出发，步行三公里左右，到杨梅渡乘坐窄轨森林小火车前往。第一次乘火车，我们都十分兴奋、新奇，几十公里的路程感觉一下子就到了。
到糖厂后，我们在厂工作人员的引导和解说下，参观、了解和感受了蔗糖的生产过程和工艺。当看到堆积如山的甘蔗一捆捆地被长长的传送带不停地送入榨机内碾压成渣，挤出糖汁，再经过蒸、炼、熬等工艺，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红糖、白砂糖时，都惊叹不已。如今，这些盛极一时的糖厂都破产倒闭了。
为增加我们看农时、辨天气的能力，当时学校编写了许多的顺口溜，让我们背诵。如“早看东，晚看西”，意思是说早晨出门前抬头看看东方，若是晴朗，这天的天气就会不错，可以不带雨具；傍晚回家抬头看西边，若是天象不好或云层较厚，第二天的天气就够呛，要防止下雨或是阴天；还有“三个月的鸡，头还在低而低，三个月的鸭，拿起来就可以杀”，这句顺口溜是让我们辨别家禽的生长快慢。鸡成长三个月还没成熟，但成长三个月的鸭就可以宰来食用了。
另外，学校还指导我们养蚕抽丝，让我们体验从蚕籽孵出蚕虫开始，到野外采摘桑叶喂养，直到吐丝、成茧全过程，等等。
在小学五年半的时间内，书本的知识学得不多，但生产生活的技能倒是学了不少，动手动脚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学校之所以这样教、这样做，我猜可能另有考虑。当时实行城市青年下放乡村的政策，估计为大量培养上山下乡的后备军，这些生产、生活技能必须从娃娃抓起。
马扎巷小学的老师从市里其他公立学校或合并的私立学校调剂过来，以中老年女性老师为主，男老师少，即使有，大部分教体育。
“文革”期间，老师是“臭老九”，社会地位不高，学校的大门上常贴有批判某教育方针、某老师的大字报，老师们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教学，进出校门也都是灰溜溜的。
当时，老师除了上课授业，平时讲话不多，怕说错话、做错事而被学生举报、被学校批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老师们的职业操守仍十分坚定，教书育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没有因为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和老师地位不高、因言治罪而有所减退，他们授课都极为认真、负责，批改学生的作业严谨、不倦。
若是学生没及时上学，或生病，或学习成绩下降较大，或没有及时完成作业，老师都会利用空闲时间上门家访，向家长反映、并了解前因后果。
对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下课后，老师不论再忙都会将该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放在身边，监督其完成后才放其回家；对学习不好的学生，老师还会单独留下进行辅导、补习，即使耽误下班、休息时间，也在所不惜。
当时的口粮实行计划分配，我们家不够吃，又没有钱去黑市上购买，一天只能吃两顿，即中餐和晚餐。每天早晨，我们饿着肚子上学。到上午10点左右就会感到肚饥，人没精神。幸亏学校离我家不足200米，上午上完第二节课，我与弟弟便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跑回家去喝母亲刚煮好的米汤。
上了夜班的母亲，每天上午9点多开始做午饭。在农村长大的她，做饭自然按照客家传统做的是笤饭，即把淘好的米放在大锅中煮到半成熟后，捞出倒入木桶蒸器中（然后再放在大锅隔水蒸至全熟）。捞过半成熟米饭的锅里会留下浓稠的米汤，这就成了我们上午临时充饥的食物。
倘若米汤还没有出锅，我们便会站在灶台前等待，一旦出锅，便顾不得滚烫，盛上一碗喝掉，再迅速跑回学校上课。若是迟到了，老师会责罚我们站在讲台边一会儿。后来，老师知道了我们迟到的原因，便睁只眼、闭只眼让我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