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统计过，紧急状况下，一个麻醉科医生的决策时间只有10秒，怎么保证我在10秒内做出的决策和判断是对的？我其实不能保证。它依赖经验，有的时候甚至是本能的反应，你的行医时间越长，你对整个手术进程和人体生理反应的理解就会越深，反应会越快，一看到生命体征这么变，就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我工作时候的样子
做麻醉科医生以来，我最害怕遇到的是两难的抉择。
曾经有一个患者，腹部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60斤重，大到把消化道都压扁了，吃不下东西了，如果肿瘤继续长，膈肌上抬，呼吸都会成问题，必须马上做手术。我们预估这台手术的出血量在3000到4000毫升，但当时实际血量储备只有1000毫升，又不能不做，因为这台手术对她来说是救命的。
手术做到后面，切掉的组织越来越多，血源源不断往外渗，1000毫升的血已经输进去了，还是不够，我只能用人工液体暂时撑着，如果再往下做，势必还要出血，很可能会发生脏器衰竭。
我和主刀医生说，「不能再切下去了。」他还是希望再撑一撑，看着扒在大血管上的肿瘤组织说，「我有信心把这一点切掉，多切一点是一点」。其实他说得也有道理，这个病人是复发肿瘤，多切掉一点，就能为她争取更长的生存时间。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灰色地带：一台手术，可能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也可能因此带来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对于麻醉医生来说，什么时候应该叫停？是出血出到2500毫升时叫停，还是出到2800毫升、3000毫升的时候？这是对你内心的拷问——你能让患者承受多大的风险？
叫停的决定做得非常艰难。手术做了9个小时，我一遍一遍试探自己的底线，现在该叫停了吗？现在总该叫停了吧？一直到手术刀到了腹膜后的大血管区，这里出血，患者的身体肯定无法承受了，我真的撑不住了。主刀医生也很无奈。最终他还是放下刀，他很不甘心，但他也知道没办法了。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麻醉医生的精神压力特别大，看似没干什么，就是看着手术持续进行，过程中给点药，实际上我们的精神状态高度紧张，而且是持续性的紧张，今天可能碰到大出血的，明天碰到一个醒不来的病人，后天碰到术中高危抢救的，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被逼到生死边缘，哪边都是悬崖。
我经常说，麻醉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关系就像「中年夫妻」——吵又经常吵，离又离不掉。在手术过程中，双方各自有立场，往往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去做出判断、做出决策，你只能顶上。
也有顶不上的时候。我经历过一台「开关」手术，这是医生的行话，意思是把病人肚子打开后，发现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病人送来医院时，我们以为只是子宫肌瘤，但打开肚子一看，里面全是胶冻状的组织，术中病理发现是粘液癌全腹腔转移，手术切除也没用，只能直接关上。
我印象很深，决定关上肚子的那一刻，大家都很沮丧。我问主刀医生，她还能活多久。医生说，如果有合适的靶向药，半年，没有的话，三个月。出了手术室，医生和家属谈，家属站在那里就哭了，不说也明白，肿瘤是恶性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做妇科麻醉，经常会送病人回病房。有一天经过那间病房，我发现那位病人出院了。家属表达得很委婉，「我们还是先回老家，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你都来上海了，如果上海都没办法，老家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当时就懂了。
这也是一种两难。如果把她留下来，你不确定能不能找到治疗方案；如果不留，你知道回去一定是没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