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人生以及在军校的那些日子

罗良伟

人可以卑微如尘土，却不可扭曲如蛆虫。当一个人能力不够、身份低微的时候，容不进的圈子、接触不了的人，最好不要硬进、硬交，不然，难为了别人，又作贱了自己。此时保持独处最好。人在独处之中，能摒除一切杂念，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更全面地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幻，让自己获得更优质的提升和机会。正如卡夫卡所说“我必须孤独，我所做出的成绩，无一不是孤独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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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因家境贫穷和父亲被关押等原因，当年我有强烈的自卑感，很少与同学交往、说话，当年与班上几位练武术的同学的往来，虽说交往时间不长，却是我中学时期的一个例外。不知这几位武术同学后来有没有继续学习、读完高中，凭他们的聪慧和技艺，特别20世纪80年代因《少林寺》电影引发的习武之风，如果坚持下去，会发展得不错，并成为一代名师。

罗良伟

当年初二的同学小陈，与我同在1979年的高考中入围，上了大学。

当年那位擅长画古代人物的张同学，自初中毕业后，就与他失去了联系，不知后来怎样？像他那样的绘画天赋，倘若能把这一爱好坚持下来，并得到深研，定会成为一代名画家。

对曾经同过班的班花，因当年没与她们说过话、打过交道，后来也没有联系，对她们了解不多。

罗良伟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部队回乡探亲，遇到了大学毕业已在市直事业单位工作的小苏。谈及当年有人在城墙上叫唤她大名一事，她淡然一笑，说那是青春年少，懵懂所为，不足挂齿。若干年后，听说她辞职了，并与男友一同去深圳发展。几十年过去，如果还留在国内，应当发展不错。据转业在深圳工作的战友说，早年去深圳工作的人，后来大部分都移民去了国外，留下的都成了深圳的中坚和中产阶级。

其他两位班花（小冯、小何），自上高中后就基本上没见过她们。不知当年暗慕她们的那些男生，有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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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我与中学时期的班花从没说过话，打过交道，但她们的美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曾影响了我以后的择偶标准和条件。

当年在城墙角落以叫唤女同学名字取乐的一位男同学，在四十多年之后，曾与他相见。2021年夏，与妻去4S店送去取保养的车，见几个拉三轮的工友顶着炎日蹲在路边的树荫下利用等候拉货的空隙打牌，其中一人趋前向我招呼，走近一看，是其中一位当年在城墙角落叫唤女同学名字的男同学，当年的他不仅叫班花的名字，也叫往返于此的其他女同学的名字。

我敬爱的班主任曾丽蓉老师因患重病，芳龄早逝。

罗良伟

再次感谢赣州三中，当年有幸来到这所中学学习，让我受益终生；感谢曾丽蓉等一批有爱心、有操守的老师们，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学生扶上正道、走上正路，像蜡烛似的燃烧自己，照亮了千万学生的前程。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同时，也感谢当年的学友，是他们推着我、赶着我往前走，激励我、鞭策我要努力、要抗争，去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罗良伟

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丰子恺

1979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图为1979年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罗良伟

日子熬到了1978年，我也迈入了人生的第18个年头。这年是结束“文革”浩劫、恢复全国高考的第二年。这年的春天，是我与弟弟在赣州三中上高一的第二个学期。当时的学制为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

当时，我的父亲从宁都琳池劳改农场出来，刚回到单位上班（据后来的资料显示，我的父亲于1979年9月中旬才收到市里下发的正式平反通知书），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母亲每月27元的工资、父亲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和大哥在市木器厂18元的学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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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贫困，生存艰难，我对学校和同学们之间掀起的高考热无动于衷，也望尘莫及。因为贫穷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没有能力去思考生存以外的问题。当时对于我来说，活下去比学习更为重要。虽然我分在了高（一）的重点5班，但我仍会不时辍学去从事水塘捞田螺、河里捞（捡）木头（木柴）、垃圾场捡破烂；沙石公司拉板车等活，以赚点小钱补贴家用。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早点走出校门，自食其力，尽快减轻父母不堪的家庭负重。若不是后来一件事刺激了我，估计我这辈子就这样度过了。

图为1978年的我

罗良伟

一天傍晚，我从外拾破烂回来，见母亲蹲在厨房里哭得很伤心，便问站在一旁的弟弟：妈妈怎么啦？

弟弟说：妈妈在外被别人骂了，回来就到这里哭了起来。

我上前扶起母亲，递上今天捡破烂换来的二毛五分钱。

母亲哽咽道：“再大的委屈、再大的苦难，我都不怕，也能忍受，只要你们争气。早年张瞎子算命时说你有出息，但你整天去捞田螺、拾破烂，拉板车，这样干一辈子我也看不到出息在哪里、希望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