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人生以及在军校的那些日子

罗良伟

说到这，母亲猛然抬起头，把我递过去的钱狠狠地摔在我的脸上，愤愤地说：“养了你这么大，难道就稀罕你挣的这点钱，我要的是你有出息，让我看到希望，有个盼头。我看你还是回去好好地读你的书，去考个大学，挣个好前程，这样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我在大家面前也能挺直腰杆、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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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学许久、从没想过要考大学的我，见母亲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无言以对，只能在母亲面前默默地跪下了。

为兑现对母亲的承诺，我重新拿起了书本，全家也竭力支持配合，让我为翌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而准备。

此时，与我同年上学、不满16岁的弟弟，放弃了他的高中学习，去涌金门码头做小工、当挑夫、搬运货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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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木器厂学徒的大哥则带我去革命路（现在的新赣南路）市卫生局附近一个老三届的工友家，购买他保存的“文革”前使用过的高中复习资料（主要是数、理、化，卖给我们每本2元）。同去的还有邻居“十斤”（小名，下同）、“徐贵”“东岭”等伙伴。我不忍心花大哥太多的钱，当时只买了一本高中数学复习资料。

图为1979年我的高考准考证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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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坐下来学习，感到有两座大山瞬间压了下来：

一是这些年不时地辍学拖欠了太多的课程，要想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它们补齐，非常艰难。

二是为备战高考，学校在高一期间就把高二要教、学生要学的内容提前教完和学完了，余下的时间主要用来复习、模拟、备战翌年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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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补上拖欠的课程和内容，又要跟上各种复习、模拟考试内容，这种争分夺秒、顾了头又要顾尾的节奏一度让我喘不过气来，巨大的压力常让我在无人处掩面痛哭。但这条路，我又必须走下去，即使是爬也要含泪爬完。因为吃不了现在的苦，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苦让我去吃。现在不论困难再大、学习再苦，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我不努力、不去拼搏，今后谁也帮不了我，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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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学习天分也不行，唯一的优势就是我的年龄比同班的同学大一些，执行力稍强一些。始终坚信，智商不高，勤奋可以弥补；天分不高，吃苦可以担当。

为补上拖欠的功课，追上老师的要求、跟上学习的节奏，我只能“笨鸟先飞”，付出比同学高数倍的努力。除正常的上课、复习，我每天在家自学到深夜，早上5点左右就起床背诵物理公式、化学元素表和英语、政治。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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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里的居住条件极差。一家五口挤住在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用杉板隔出的小平房内，冬寒夏热、蚊虫又多。我们三兄弟已是半大小伙了，仍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父母则睡在我们床顶上临时搭建的小阁楼上。晚上，家中仅用一盏煤油灯照明。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书学习，既影响父母、兄弟的休息，自己也展不开手脚。为此，我每天从学校晚自习回家，就把家中的小饭桌搬到小院的草坪上复习。

为防止煤油灯的光线散开或亮度不够，在油灯的玻璃罩上套个锥形的硬纸壳，把向上的灯光反射到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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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为防蚊虫叮咬，不论再热也套上长衣、长裤，点上艾叶、蚊香；冬天，为防寒抗冻，穿上棉袄，双脚放在装有稻草的木桶里，再在腿的四周塞上破旧的衣物。

每天复习到凌晨1点左右时，我会感到饥肠辘辘，想找食物吃。当时家中基本上没有隔夜食物，更没有零食。但在炒菜的锅里发现了一小碗米饭，于是我用猪油把它炒来吃掉。自那以后，每晚都发现锅里存放有一小碗米饭。事后得知，这碗饭是父亲留给每天凌晨四点下班回来的母亲做夜宵吃的。但母亲一直没有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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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做题、复习需要大量的草稿纸、作业本，已调到街道纸箱厂学徒的大哥为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从厂里悄悄地拿回许多裁剪成作业本大小的硬纸板给我当草稿纸。

纸板表面粗糙，在上面写字要用很大的劲才能写得上，为增加落笔的重力，我在钢笔上端旋上一个有一定重量的螺母，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写字，把我写字的姿势和用力完全写坏了，形成了握笔紧、落笔重的顽疾，到了后来已很难纠正过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写字生硬、不好、不快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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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的秋末冬初，已上高二第一个学期的我，在巨大的学习和思想压力面前想另辟蹊径，想通过当兵来逃避现实，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当时，城市青年只要去了当兵，将来退伍回来一定会有工作分配。

章贡区征兵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