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匆匆赶到西门河边的大码头，告诉正在那儿洗涤衣物的母亲。母亲听后一屁股坐在水中，直到有人提醒衣物被冲走了，她才对洗衣的众人笑道，我儿子要去南京上大学了。
这晚，父亲对我说，你是爷爷、奶奶这茬下来的子孙辈中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么大的事，明天我们去他们的坟前祭拜、告慰一下，以感谢他们的保佑和恩德。
翌日，我跟随拿着纸钱、蜡烛、香的父亲，从西门步行几公里，去地处城郊东南五里亭附近的五龙岗公墓。这是市政府划分给大众的免费公墓区，周边绵延几个山头埋葬的都是从城郊各处迁来的墓地。
在五里亭主道向左拐入500米左右抵达公墓。父亲引着我在一座山的半山腰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爷爷、奶奶的墓地。
爷爷、奶奶的墓地除了墓前砌了一些青砖，立了两块墓碑，其他都用土包堆积而成。也许是许久没人扫墓或维护了，原本简陋的墓地现在有些松塌，四周长着稀落、齐腰高的荒草和灌木，显得十分地衰飒和冷寂。父亲说，奶奶早先埋葬在水西乡马栅下的乱坟岗，50年代中，为建设精选厂（前苏联援华156个项目的配套项目之一），根据要求，才迁移到了这里。后来爷爷去世了，也把他葬在了这里。
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来祭拜爷爷、奶奶。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在我心目中，他们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
听父亲说，爷爷、奶奶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子孙一大群。但从老人的墓地境况可以窥见我们罗氏家族的衰落。
借给墓地拔草、清理，培土、上香、燃纸、磕头之际，我仔细看了看墓碑，上面除了爷爷的大名、奶奶的姓氏和他们去世的年月，在落款处还铭刻了一大篓子孙的名，唯独没有看到我大哥的名。按理说，爷爷去世时，我的大哥已经两岁了。父亲解释说，安葬和墓碑是住在老屋的几位大哥（我的大伯们）办理的，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父亲说，爷爷去世时，祖屋住了那么多子孙，都不肯出钱给老人买一具棺材。在老屋做裁缝的老六，也就是我父亲的六哥，来到市法院找到我父亲，说老人去世了，要我父亲垫钱给老人买一口棺材。
父亲说，他听后二话不说，就向法院借了30元钱，到大兴华路的棺材铺买了一具棺材，并用板车拉回家。后来在新余工作的我父亲的四哥知道后，叫我父亲把买棺材的发票邮寄给他，他报销后把钱寄来。
当年军校录取通知书的正文
8月31日，按照军校录取通知书的要求，父亲带我前往解放派出所注销户口、市粮食局的红卫粮站注销粮油供应。他还到赣州汽车站给我买好9月2日前往南昌的长途汽车票。因为9月3日我要到地处南昌的省军区第一招待所报到，届时由在那儿的南京炮校的军代表带我们统一前往南京。
9月1日，我去学校向老师和同学辞别。因出身贫寒，在苦难中长大的我，表面极其清高，但内心却极其卑微。平时与同学井水不犯河水，一年难得说上一句话、来往一次。即使在一起，也是小心翼翼，不多说一句话，不越雷池一步，生怕被他们耻笑，瞧不起。
我就读的高二（4）班中有男生45名、女生10名左右，今年仅有10多名同学在这次高考中胜出，其中女生不到3人。以本人的家境和自身的条件，这次能考上，并走在大部分同学的前面，其意义不亚于祖坟冒了青烟、《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所以这次前去学校，不仅是辞别、还有显摆的含义。同时也忐忑不安，生怕他们不买我的账，给我吃闭门羹。
到了学校，遇到的都是已经考上的同学，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在老师面前，交流和讨论录取和就读去向的问题。见我来了，他们十分热情，问东询西，不少还邀我去家中做客。这些同学当中，有许多被录取到本科院校，甚至重点大学的。他们的言行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看来还是我的胸襟和眼界不够，小肚鸡肠了。同时，也感到，这也是得益于我努力的结果。如果没考上，估计也赢不来他们的热情和尊重。从这点来说，一个人的尊严和体面皆来自个人的奋斗成果和实力展现。
在互道赠言和留下联系地址之后，我与同学们一一告别。这一别，我与大部分同学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返回途中，在壕塘边遇见了班上一位相貌秀美的女同学。她挎着书包正往学校方向走去。平时高冷的她，今天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沮丧。因为她在这次高考中落榜了，现在回校复读。
对于她，我这个家境贫困、其貌不扬的穷小子一直有癞蛤蟆看天鹅的感觉。同学一场，从没与她说过一句话、打过一次招呼，甚至连看她的勇气都没有。估计她连正眼也没有瞧过我一次。
今天遇见，仗着怀里揣着的军校录取通知书，我徒生了一些胆气和勇气，心想，倘若仍像以前那样，就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了。
为不留下遗憾，显示我的大度，或许还有一点嘚瑟的意思，在距她十多米的地方，我放缓了脚步，甚至停了下来，踌躇着想与她说上几句，至少安慰一下。但嗫嚅半天，额头都沁出了汗珠，最终还是没能克制住内心的卑微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约束，与她擦肩而过。
估摸着她走远了，我才转过身，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痛恨自己为何如此地胆怯和卑微？
（去南京上学后，不知是耿耿于怀，还是不甘于自己当时的胆怯，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我用歪歪扭扭的字体斗胆给她写了一封信，这信写得有点居高临下、小人得志的感觉，今天忆起，感到有些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