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维勒贝克说，做学生的时候是唯一幸福的时光，那个时候未来依然向你敞开怀抱，一切似乎皆有可能。后面的成人生活，职业生涯只是缓慢地逐渐地陷入流沙泥潭。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年轻时代的友谊，大学时代建立的友谊，实际上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却永远也不会在进入成人生活之后还继续存在，大家都避免再见到年轻时代的朋友，以免直面我们落空的希望的见证人，我们被碾压的事实。
记录当年在南京学习生活札记的日志本
翻阅当年的日志，看着当时的点滴，由衷地感到，此文回忆的不仅仅是过去那段纯真的岁月，更是那时自己年轻、无知无畏的青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却有幸在南京遇到了老乡同学，这岁月有那么的漫长，我与她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图为2019年夏，我（前排中）带赣州师直新闻媒体（日报、晚报、电台、电视台记者）采访组赴江苏采访。
任何陪自己走过一段难熬时光的人，我都心存感激。在军校毕业离开南京几十年之后，再次感谢老乡同学当年的收容、接纳和帮助。受人之惠，永铭难忘。
备注：在贴中配图的部分信函是当年在南京铁道医学院就读的邓江平、裴中学友的，当时与他们联系甚密。军校毕业后，虽没了联系，但心中时常挂念。四十多年过去，这两位学友应该成为一代名医和大师了；当年在南京铁道医学院就读的高中同学许红，虽然在南京见过一面，但印象深刻……
1981年12月30日下午，在南京午朝门与在高校读书的老乡同学分别后，我乘17路车来到南京火车站。
进入候车室，见还有一些时间，便拿出日志本，把昨天与今天在南京活动的情况一一记上，怕时间久了会忘记。上军校后，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下午4时40分，登上前往上海的快客列车。车上遇见了炮校同学李敦友。
在前往上海的列车上遇见校友李敦友
李敦友是江西新建人，与我同年入校并在同一中队学习，但我在二区队，他在一区队，平时往来不多。这次毕业，他分在了成都军区驻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的第13野战军56083部队（炮兵团）。
我与李敦友一边浏览窗外景色，一边缅怀军校生活、憧憬未来的人生之路。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即将到来的工作和面临的复杂情形。对我们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临战争的考验。因为广西、云南边境战事未平，有许多部队正陆续派往那儿浴血奋战，我们到部队后奔赴前线参战的可能较大。上阵杀敌、保国卫民，这是军人的天职。但我们学到的军事技能和知识到时够不够用、能不能经受得住实战的检验？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未知、也是考验，更是挑战。
晚上，抵达上海。出站后，在天目东路坐上18路电车，乘坐4站路，来到地处人民广场附近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住宿。
第二天上午，买好当天下午前往南昌的火车票，然后去外滩、南京路、西郊公园等处走走，以后不一定再有时间和机会光顾这儿了。中午，我们各吃一碗馄饨和两个包子。下午4时17分，登上79次沪昆特快列车，离开上海。
12月31日上午，在李敦友的家乡——新建县下车，并随敦友来到他亲友工作的地方——新建县农机厂待了会儿，俩人匆匆辞别。这一别，我们从此再也没相见。
（据悉，李敦友到部队报到不久就赴云南前线参战了。战后，他在驻地结婚、安家。从部队转业后，他在重庆电力系统工作，据说薪资和福利不错。他曾多次来信邀我去重庆走走、喝酒，但我都因各种原因，没有成行。2024年10月3日，惊悉敦友患肝癌不幸去世，我深感惊愕和悲痛。也印证了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所说的那句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与他人的分别，其实就是与他人相见的最后一面。告别就是我们留给彼此最好的纪念”。这是后话）。
辞别敦友，我直奔南昌。先到省汽车总站买好第二天回赣州的长途班车票，并把背包和行李办好托运，准备去江西棉纺织厂的姑姑家看望姑姑。走出车站，突然萌生想明天去新余看望四大爷（我父亲的四哥）的念头，怕以后工作很难再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了。
当年南昌的姑爷给我的书信
于是，返回售票口，想把明天的车票退掉。但车站工作人员说：办理过行李托运的车票是不能退的。我听后只好作罢，于是在汽车站附近一家旅社订好今晚的房间，想在看望姑姑后再返回这儿住宿。
看时间尚早，我乘公交车先去江西医学院，走访在这儿读书的胡文杰、刘丽芳等高中同学。从马扎巷小学起，胡文杰就一直与我同学并到高中。他家也住在行政公署小区，家境和身份历来比我高贵。刘丽芳是我的高二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班上十名女生中当年仅有三名考取大学的女生之一。但我与她同学一场从没有说过话，打过一次交道。这次前往，我是纯粹消费时间和礼节性地走访，并想看看江西高校的学习环境和条件。